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湖南大学中文系杰出校友郭锡良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凌晨去世，享年92岁。
郭锡良先生193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3年因院系调整转到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攻读汉语史方向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评为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郭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郭先生知识渊博，率真朴实，治学严谨，在学术界内外享有盛誉。郭先生授课不辍、笔耕不辍，培养了大量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人才。先生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
为悼念郭锡良先生，特刊出郭先生应邀参加第三届湘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大学，2015年10月16-18日）期间接受采访的实录（原文标题《为学三难：“淹博难 识断难 精审难”——访湖大校友郭锡良》，见湖南大学文学院官网）。
记者：您少年时期在湖大求学，与湖南大学有着颇深缘分，请您给我们谈谈印象中的湖大还有当时的趣事好吗？
郭锡良：几个月以前，我来湖南师大参加周秉钧先生的百周年诞辰。我当时在湖南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是湖南大学的讲师。这一次，应湖南大学的邀请来参加湘语国际研讨会。我是从湖南大学出来的，尽管我算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因为53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关系，湖南大学中文学院一部分划分到了武汉大学）。
我是49年年底高中毕业，当时我已经20岁了，在家里种了半年田。母亲非常支持我出来考大学，我就来到了长沙，在当时的二院复习（现在变化太大了，在至善村，靠近山，现在图书馆当时大概是一个大操场）。二院是上课的地方，我拖两张课桌，夏天嘛，带了一把扇子，就在这里考上了湖南大学中文系。
最早，我考的是华北17所高等院校。这17所华北高等院校，解放得早。但考的主要是以工科为主，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第二志愿报的是北大。其实，我心里想的可能考不上，因为高中三年基本没有上课，正好是高三的时候，长沙和平谈判。高中头一个学期，基本上没有上课。3月开学，4月份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就把我们从衡山带回，我那个时候家湘阴，在洞庭湖。3月上学，4月就回家，8月份就和平解放了。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考军大、革大，但我想考正式大学。10月份，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学校没剩下几个人了，学校就让我们毕业了。50年上半年，我就在衡山种了半年田。7月整个大概住在二院旁边，有点钱就在食堂买点饭，一想就不考理工了，考中文。当时还考了湖南农学院。（记者问：现在是湖南农业大学吗？）现在应该是湖南农业大学，当时还有湖南国立师范，音乐学院，开始还有这些学校，当时我并没有想去考。当时被湖南大学、湖南农学院两所学校录取，我就选择了湖南大学中文系。上了学之后，当时两个姐姐成了小学教员，然后有的亲戚给了我一点钱，家里也是减租减息。
湖南大学中文系是在韭菜园，有个圣经学院。整个圣经学院就是我们搞的，当时是美国人办的，解放了就被我们收了。湖南大学的文教学院就在那里，中文系、教育系、外文系构成的。当时，杨荣国任院长，中文系的系主任是谭丕模先生。
湖南圣经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华北沦陷，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内迁南下，来到长沙，即借用湖南圣经学校校舍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简称“长沙临大”）
头一年，我还是在赶数理化，准备第二年继续考工科学院。当然，自己在国文方面比较擅长。大概，从小跟祖父读了四年的古书（的关系），而且带我全文背诵了左传。这为我以后搞古汉语、汉语史，我比同辈人更占优势。我只补习了十天就考上了高小。第一周周考只有27分，每一周都要考试，大概过了几周，我就考了88分，从不及格到88分，之后就没有下过88分。从初中到高中，我在班上，数学方面算是很强的。但是我没有读三年级，所以我当时认为复习一段时间，考上工科学校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比较自由，而且还在抗美援朝，我也参了军。招航空生，学开飞机的，我也参加了，结果呢，有一关过不去了。一检查视力，色盲板一看，我只看得几个数字出来，其他的根本看不出来，就定了个色盲，红绿色盲，但是我哪是红绿色盲？所以就我还是准备第二年再考吧。
那个时候谭丕模先生是五四时期的新派，而且是员，一直是进步教授。原来的系主任是谭戒甫，他是搞经学的，也是名教授，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当时湖南大学杨荣国、谭戒甫、方素初、马宗霍、骆鸿凯这一批都是全国的名教授。马宗霍、骆鸿凯都是所谓章黄学派的，骆鸿凯是黄侃的传人，马宗霍是章炳麟的门弟子。谭丕模先生，进步教授，原来在桂林师范学院是搞新文学的，他一下来就聘请了一批搞新文学的教授。董每戡，搞戏剧的，搞理论的也有，记不起了，搞了五六个五四时期的新派教师，所以是以新派为主了。课程也完全跟解放前不一样了，首先有三门政治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这是必须上课，必须修的。然后还有，中国历代散文选，是谭戒甫先生教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韵文选，就是由马宗霍和骆鸿凯先生教的。这两个课都开了一年，是可上可不上的。文艺理论是后来湖南省文联主席教的。
这样子到第一学年，因为我的班主任帮助打通学生的思想，王诗博先生（音）尽量肯定我的一些长处。我写过一篇小作文，他很加肯定，我准备写小说，从小看武侠小说，我打算写武侠小说。老师指导我要看鲁迅、张天翼的作品，看这些作品对我有影响让我有转变，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好感。我觉得我写评论也可以，结果一年级下学期从韭菜园搬到了岳麓山，到五六月份要报名的时候我就没有报名了。老师培养了我想要当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趣，想跟谭丕谟一样教古代文学史，到二年级，就有了这个兴趣。院系调整北方52年完成了，南方是53年完成的。所以53年谭丕模就离开这里，把湖南省文联办起来了，他定下来去了北师大。董每戡有些人就上中山大学了，谭戒甫先生就上武汉大学了，这里留下没有几个人了，杨树达先生也到了历史系。杨树达先生是谭丕模先生的老师，谭丕模先生又是接受湖南大学的五委员之一，是党内的，后来了，是周小舟(后来当过湖南省省长)的老师。他去了师范大学，我们呢就到了武汉大学，后来就到了北京。当时的学习就是广泛地读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从希腊神话作品到俄罗斯的普希金，一直读到现代，读了不少作品，也看了一些文艺理论的东西。本来是想就是要搞文学的，结果一毕业，武汉大学把我分配到北京大学去当研究生。一知道是当语言学的研究生，心里大不高兴，开始还想要继续把文学和语言合起来搞。当时学习苏联四年制的副博士研究生，苏联博士一般是读了副博士工作以后有了成就再给你一个博士学位，跟美国不完全一样。我就搞了一个韩愈的文学理论语言研究和实践，又是语言，又是文白夹杂，这篇文章也得到王力先生的肯定，发表了。毕业以后就跟着王先生三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记者：在会议开幕式上您分享了对衡山望峰方言研究的独特见解，您对此次湘语会议的感受如何？请问您在方言研究上有何建议？对广大湖大学子有何建议？
郭锡良：我搞方言，现代的古代的都要懂。不论谁都得懂方言，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记了我的方言，你要有方言调查材料才能对语言变化现实了解，你要搞汉语史不懂方言那没有多大出息。
我对文学上的东西还是知道一些，对现在我们搞文学研究的意见比较多，写过两三篇批评。一个是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的句子解释就是李白站在两块山石上面，望着前面的两座山，然后左上角一个太阳，一片孤帆。我说不行啊，这错了，这连四句诗都没有读懂。你看，两岸青山相对出，你站着就没有相对出啊，相对出就只能是坐在船上或者站在船上，船往前行。这个不动的船怎么出的来？这是没有读懂做出自己的解释。还有这个以为孤舟一片是从太阳出的地方过来的，太阳出的地方是早上，应该是沿着长江逆行而来。可是这地理也又不行，天门山是在江西九江，从天门山到南京，长江的走向是从西南往东北，基本上是往北走。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对。这个船是从江西九江那个地方，芜湖那个地方，早上从那里出来，并且四五点就到了天门山，这个时候的太阳在西南面。这是按地理的解释，是考证，另一个还有一个考证。李白是到扬州去，回来的时候过金陵，他的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意思是说明他的心情。他到长安，他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然后安史之乱前，从山东南来，到了长江的一条小江的城市，住在那里，他的感情，他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从日出来就是从长安来，发挥感慨kb88。我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当时很多人都说不出第二句话来了。
还有一篇是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有的一些人说，人闲桂花落的解释，桂花是什么，有一种意见是月光，有一种意见就是桂花。人闲，闲的桂花落的声音都听得见，这哪有可能呢？我的意见，人闲下来，这时候月光也出来了，月光落在山谷中间，月亮在山头上。人闲就是农业社会，披星戴月，现在四五点早上就出来农忙，然后到闲暇下来，下午下工的时候月光也出来了，人闲桂花落。
一个是生活问题，我说他们这些人，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你们年轻人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在农村的话哪一天月亮什么时候出都知道。月亮和太阳一样是有定时的。所以一个方面是没有农村的春忙整田的生活经历，还有一个是没有山区知识。王维是写在终南山的北面，秦岭的山两三千米，山高，月亮出来一两个钟头都看不到，月出惊山鸟必定是十五十六的望月，月亮突然从山头上出来，整个通明透亮，鸟儿以为是太阳出来了，所以惊出了。现代的人不落实字词句，所以我批评了，然后《文史知识》发表了我的文章，又发表一篇文章是批我的。我前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一万多字，批蔡义江，他说我这也错了那也错了，我就一条条说。首先，桂花在长江以南只有秋桂，江南九月出生的女孩子就取名叫桂花或者桂华。还有一个就是花跟华，读诗经就知道，华有的地方应该读花，花是魏晋六朝时候才出来。因此在唐代，花跟华两个字既可以做月华解释，又可以做花的解释。但是到宋代以后，月华就是光，就写“华”了。他也不懂这个，所以就错了。我批他，举了好多古代草木的例子，北方没有春桂。做学问要有广博，要有时断，要考证。
所以我非常赞同戴震提出来最强调的是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我们的文科学者必须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释道也都得懂。第二个，做哪一个题目要有这个题目中间的广博，不同的广博不一样。识断就是看东西必须要判断别人对不对，要读懂人家的东西再下判断，缺乏识断就不会有新的东西。精审就是表达的问题，你做研究写了什么不能自己有多少东西都一起倒出来，你要选择一个题目，把最精炼的东西拿出来。
郭锡良，1930年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1954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个人，分成汉语史5个人，现代汉语5个人，语言理论5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重视，有很多人来听。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
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国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设计的培养计划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他开设了一门课，叫作“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门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有很大帮助。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
20世纪80到90年代，我曾任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养上，我走的还是王先生的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不仅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我设计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等课程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做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郭锡良（1930年9月22日-2022年12月30日），男，生于湖南衡山，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会顾问、《语言学论丛》《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编委、《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等。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后转入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评为教授，1990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77年至1993年历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94年至1999年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锡良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史研究与教学，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文学语言史、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方言学以及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等。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了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知识》《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郭锡良先生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博古通今，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呕心沥血，不仅为中国汉语史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人才。
汉语拼音，是我们学写字的第一步，很多读者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就跟老师学拼音了。可以说，汉语拼音是我们学习字词、学习普通话第一步。不过，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是1958年2月11日才开始使用的，当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才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被我们广泛使用。其实最早从明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了“拼音”的设想，在此之前，汉字的注音主要采用“反切”法，反切是一套非常繁难的注音方法，不利于识字和学习。现代的我们，拼音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但回溯历史，可以看出汉字拼音的创立是一项持续了几百年的工程。在汉语拼音颁布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既要意识到，汉语拼音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不可矫枉过正，将汉字过度地拼音化。这正是语言学大家郭锡良先生《汉字知识》中所表达的。
学术界大都认为：文字总是从表形到表意，从表意到表音，即由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从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这是世界大多数文字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汉字从甲骨文时代起，就已向表音的阶段过渡，出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形声字。但是，汉字几千年来却始终停留在表意兼标音的阶段，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这既有语言文字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语言文字本身的原因表现在：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占优势，字和词有其一致性，同音词的现象相当严重；表意体系的汉字能从形体上区别意义，可以减轻同音词的混淆。同时，汉字本身不断简化，并大量发展形声字，扩大表音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难认、难写的矛盾。社会原因表现在：中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文字被少数人所垄断，封建的保守性和地域性，又造成了方言的分歧，不利于采用拼音文字，因而使得我国的文字长期地陷在发展缓慢的状态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空前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迅速集中，人民当家做主，文化水平空前提高。近百年来汉语复音化的进程加快，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已经占了压倒优势，汉字与汉语的矛盾加深，拼音化的呼声明显高涨。
汉字拼音化的想法，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明末方以智（1611—1671年）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雅》）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卢戆章（1854—1928年）、王照（1859—1933年）等人发动的切音字运动，写下了汉字拼音化的第一页，提出了二十八种方案。其中十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五种是速记符号式的，五种是拉丁字母式的，其他形式四种。此外，从明朝末年起，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法国人金尼阁（1577—1628年）等也曾拟出过一些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
清末二十年间的切音字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得到初步的收获，这就是1913年议定、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原称“国音字母”，后又改称“注音符号”）。注音字母包括二十四个声母,十六个韵母,这些字母大都是采用汉字的偏旁（即古代最简单的独体字）。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小学断断续续地推行过，对帮助识字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四”前后，钱玄同（1887—1939年）、黎锦熙（1890—1978年）等人大力提倡汉字拼音，1926年议定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正式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揭开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序幕。1928年以后，林伯渠（1886—1960年）、吴玉章（1878—1966年）、瞿秋白（1899—1935年）等在苏联远东地区为在十万多名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拟订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通过。它不仅在苏联华侨中推行，取得了重大成果，1933年以后还传到国内。1935年由蔡元培（1868—1940年）、鲁迅（1881—1936年）、郭沫若（1892—1978年）等六百八十八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了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书，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发展，传播到四面八方；特别是在解放区，拉丁化新文字得到大力推广，为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做出了巨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成立了文字改革的专职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除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外，并着手草拟新的拼音方案。
从1950年到1955年8月共收到群众提出的拼音方案六百五十五种。1954年12月正式转成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六种不同的方案初稿供讨论：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会后又收到群众提出的方案一千二百多种。1956年2月公布了《拼音方案草案》，经过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对草案进行了修改，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学习汉字和普通话的工具。下面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
它只用二十六个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没有增加新字母，只采用四组双字母zh、ch、sh、ng来代表汉语普通话中的三个声母〔t〕（知）、〔t‘〕（吃）、〔∫〕（诗）和一个韵尾〔ŋ〕（英）。整个方案基本上没有变读，系统比较整齐，学习和应用都很方便。这个方案是中国人民六十年间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公布以后，对汉字教学、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以至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到实现拼音汉字，需要经过很长的时期，这是必然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和可能把现行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也将成为广泛争议和应该慎重考虑的大是大非。要改成拼音文字，首先就要推广普通话，这是实现拼音汉字的重要条件之一。其次，必须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更加大力宣传、推行拼音方案，使广大人民群众养成拼音的习惯，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两点，只要坚持不懈，是可以办到的。更难办的是如何对待几千年的汉字文化典籍，如何解决汉语同音词多的问题。
汉语同英语等印欧语不同。印欧语是屈折语，词儿连写，音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多样，同音词很少。汉语是孤立语，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同音词特别多，不采取表意兼标音的形声字，很难辨别识认。近代以来，汉语复音化加速，已经是双音词最多；单音和双音词又是交际中最常用的部分，同音词数量之多仍是英语等印欧语所无法比拟的。不解决同音词的识别，不考虑汉字文化典籍的继承，强行实现拼音化，得失难以估计。日语是黏着语，日文在假名中夹用汉字，未能实现拼音化。这是值得我们作为借鉴与深思的。
编者按：此文是郭锡良先生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旧文，文中谈到的问题对于当今汉语语法化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微刊再次刊发，与诸位学友分享。
近若干年来有关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十分兴盛，确实出了一些有内容、有价值的好作品；但是又不能不看到，语法化研究中也存在概念混淆不清、滥用语法化和理论偏颇的倾向。下面我们举例就语法化的个别问题、个别论点（x 标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有的论著用“语法化”作理据把许多带“说”的词语（“x说”）都论定为词。这是很难令人苟同的。
作者说：“现代汉语中有一批‘x说’正在发生词汇化，其中的‘说’已不再表示具体的言说之义，而是虚化了，可以表示打算、计划、考虑等心理活动，有些‘说’的意义甚至变得很难分析，与其前的x合为一体，成了词内成分。”接着分成五类，列举了50多个“x说”：
（2）“x说”构成的副词：再说 照说 不用说 可以说 应该说 难道说 按理说 一般说 依我说 俗话说 老实说 实话说 比方说 譬如说 比如说 好比说 怎么说 再怎么说 就是说 不说 正说 本来说 还说 刚说 严格地说 具体地说 反过来说 换句话说 总的来说 不管怎么说 不是我说
（3）“x说”构成的连词：甭说 别说 漫说 不要说 不用说 纵说 就说 或者说 与其说……不如说 与其说……毋宁说 如果说 所以说 这么说 那么说 再者说 虽然说
韩有福心说，你又错打了主意，我老韩为人滑头点儿。可不至于出卖中国人，这点还能把握住。（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心说”是一个偏正结构，字面的意思是“在心里说”，实际义为“想”，在句中作谓语。“心说”中“心”和“说”之间不能插入任何副词性成分，可以看作一个动词。
这样的分析、论证妥当吗？因为“心说”的“实际义为‘想’”，中间“不能插入任何副词性成分”，就能把一个“偏正结构”定作动词吗？按语法化的说法，“说”是行为动词，到了“心说”中就转为心理动词了，意义虚化了。可是“心”还在，偏正结构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变成词的。
所引例句可以改成“韩有福在心里说”，是否“在心里说”也“可以看做一个动词”呢？应该说，按照作者的推论方式是完全可以的。作为行为动词的“说”，说的是语言；作为心理动词的“想”，也是要用语言想的。“心”固然可以“想”，“心”也未尝不可以“说”，不过是说着无声的语言。要知道，在这里邓友梅用“心说”，还是用“想”或“心想”是有细微差别的。
按理说两月一次的零用费，可以看一次电影，外加吃一顿‘代用食’，或者既不看也不吃，而买一顶代用品战斗帽。（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按理说”作为副词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句中。“按理说”表示命题的依据，属于传信范畴，同时也表示对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意义的主观评价，意思近于“应该”，具有一定的情态功能。“按理说”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根据某个客观的事理，而只是表达说话人的主观认识。与‘按理说’意思相同的“按说”已收入《现汉》，我们认为“按理说”是“按说”的同义形式，也应作为词条收入词典。
作者说，“‘按理说’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根据某个客观的事理，而只是表达说话人的主观认识。”可见他明确知道例句中的“按理说”是“按道理说”的意思。三个词的词义明明白白，并没有虚化；可是一贴上“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种语法范畴，传信范畴”后，它就变成了“表示命题的依据”，就“词汇化”了，就由“偏正结构”神奇地变成了“词”。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这种分析、推论作个恰当的评语。
作者还提了一条次要理由，《现代汉语词典》把意思相同的“按说”收进了词典，那么同义形式的“按理说”自然也就是词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词典》不只收词kb88，还收了不少词组、成语、熟语，这应该是常识kb88。退一步说，就算“按说”可以看做一个词，也没有理由把“按理说”论定为一个词。可是作者却用这同一个理由“表示命题的依据、表示命题的来源”，把“一般说、依我说、俗话说、老实说、实话说”都论定为一个词了。这恐怕有点武断吧。
要说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这都是咱中华民族人精扎堆儿的地方。（《编辑部的故事》）
“要说”是一个话题标记，对其后所引进的话题有一定强调作用。从词性上看，与介词最相近，只是与一般介词不同的是，它可以用于介词引进的话题前，而汉语中一般介词不能用在另一个介词之前（但在英语中介词是可以用于介词之前的）……
不少研究语法化的文章都喜欢作出“x标记”的判断，似乎作出了这个判断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一个例证。作者把“要说”列在“‘x说’构成的话题标记”。然后认定：“‘要说’是一个话题标记，对其后所引进的话题有一定强调作用。”可是又说“从词性上看，与介词最相近”。这样一来，“话题标记”是说它的功能呢还是词性，就叫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里的“要说”一点也没有虚化（语法化），还是偏正结构，它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是它的宾语，也就是“说”到的事物。现在强把它拉到语法化中来谈，变一种说法“话题标记”、“引进一个话题”，试问，是利？是弊？是推进语法研究？还是造成混乱？恐怕是大可研究的。
“我说”的作用主要是组织话语，提醒听话人注意，表示自己有意见要发表。或者用于开启一个新的谈话，或者是插入到别人正在进行的谈话中，设立新的话题，有时用于引进不同于对方意见的话语，带有一种分辩的语气。
“我说”还可以用在疑问得到答案的情况下，在表示话轮转接（turn taking）的同时，也表示一种恍然大悟的语气，这时其后经常可以出现语气词“呢”。如：
既然说，“‘我说’的作用主要是组织话语，提醒听话人注意，表示自己有意见要发表。”那么，“话语标记”就是从“我说”的作用来考虑的；“我说”应该还是一个主谓结构，事实上“我说”确实也没有虚化（语法化）。
可是作者又说“‘我说’是一个带有语气词性质的话语标记”，这就是说作者不是在考虑“我说”的作用，而是在为“我说”定词性。不少讨论语法化的著作也常出现这种情况，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说什么，糊里糊涂就给一个词组完成了词汇化（凝固成词）的过程。
有篇文章，是专谈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的。作者通过对《妙法莲华经》进行梵汉对勘和异译比较，提出了“尔时”、“今（者/日）”、“复次/次复”、“（复）有”等是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在分析、论证中，出了不少问题，我们分三方面来谈：
（1）作者一方面说：“有时原文中有表话题转换的小品词，如‘atha khalu’、‘punar api’、‘tatra’等，或时间词，相应被译成‘尔时’、‘于是’、‘复次’等位于句首的时间词、连词、副词等。”
另一方面又说：“蒲立本（1995）认为居于句首话题位置的‘今’常常是一个引介性的小品词，并不涉及特定的时间因素。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并由此断定居于句首话题位置的‘时’、‘是时’、‘尔时’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还说：“至于这些前加成分是否已经像现代汉语里后附于话题的‘吧、呢、啊、的话’等表停顿的语气词一样，语法化为话题的句法标记，还有待讨论。”
这就是说，作者对“今、时、是时、尔时”等提出了三种性质：时间词、引介性的小品词、话题的句法标记。到底是什么？作者首鼠两端，并没有说清楚。
还有，作者说：“我十分赞同他（按，指蒲立本）的观点。”其实，作者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蒲立本的观点，蒲立本是把虚词叫做小品词，“引介性的小品词”就是一般所谓的连词；蒲立本在他列举的众多话题位置上的时间词（“今也、昔、昔者、古、古者、初、然后”）中，只提出了“今”“跟英语中的now一样”，“是一个引介性的小品词”，并没有涉及其他的时间词。作者却把“时、是时、尔时”拉了进来，这是同蒲立本的观点相左的，把这些词归入连词内，也是很勉强的。
（2）作者还把“有”字起首的无主句中的“有”定为引进新话题的标记，把“夫、若夫、且夫、唯”等定为“冠于话题前的引介性小品词”，把“也、哉”定为“附于话题的小品词”；却把前面梵汉对勘中经常出现、并且自己提到过的连词“于是”从“显性话题标记的使用频率”表中删了出去。这叫人难以理解。是不是因为没有把“于是”从旧名词“连词”改成新名词“引介性小品词”，它就丧失了作为话题标记的资格呢？
总之，作者好用新名词，把新旧名词、术语混用，似乎不懂得不同语法体系绞在一起是容易出毛病的。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作者把话题标记定了这样多，既有时间词“时、是时、尔时”，又有连词“于是、若夫、且夫”，还有（句首/句尾）语气词“夫、唯、也、哉”（采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意见）、句首副词“又、次复”、动词“有”等十多个词语，那么，这个所谓的“话题标记”，就大可怀疑了。
因为任何一个实词或虚词都有自己的特定词义或语法意义，这样多不同类型的词义和语法意义的语言成分，集中表现一个语法意义“话题标记”，是否太不经济了？
时间词“时”的词义是“当时”，“是时”是“这个时候”，“尔时”是“那个时候”，它们都是名词。
“若夫”是由连词“若”和语气词“夫”组成的复合连词（由虚词词组凝固而成），连接句与句、段落与段落，表示假设前提下的转折或递进，并带有发议论的成分。
“且夫”是由连词“且”和语气词“夫”组成的复合连词，连接句子，表示递进关系，并带有发议论的成分。
“次复”是由译经人造的一个近义复合词。“次”是按顺序叙事，摆在前项之后的意思（《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复”是重复、再次的意思。合成一个词，表示前面说了，下面再说另一个。
上面是几个词经过作者一股脑扫进话题标记，它们的所有区别都蒸发了。这是很不妥当的。
比如，作者认定“夫”是“冠于话题前的小品词”，“用以凸现话题的标记手段”，举“夫战，勇气也”等为例，这就是说，“夫”的作用是引进话题、凸现话题“战”的。果真是这样的吗？《左传》庄公十年原文是：
按一般的理解，“夫”是冠于句首或段首，表示要发议论，它的作用一直贯穿到“故克之。这应该是更符合原作谋篇布局的分析。再如：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按“话题标记”说分析，“夫”只管话题“天地者”，而“光阴者”、“浮生”、“为欢”则是另外三个无标记的话题。话题换了几个，都用不着“话题转移标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按一般理解，“夫”是句首语气词，表示要发议论，它的作用一直贯穿到“良有以也”。两种说法的优劣、是非，恐怕不难分辨吧？从汉语的整个系统和历史发展来看，作者所有列举的话题标记的例证，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3）至于从讨论话题标记而散开去所作出的一些一般性推论，就更经不起推敲。比如，作者说：“他们（指法护和罗什）的译作极具普及性和影响力，至少可以如实反映当时佛教汉语的语言面貌。而且两个译本相隔一百余年，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看清楚其间语言发展演变的轨迹。”
说什么“译作极具普及性”？试问，有多少人读过他们的译作？就是在僧侣（包括古今）中也并不多。谈到“影响力”，恐怕只限于译经界。说什么“佛教汉语”？只听说过“佛教词语”“佛教文献”，忽然冒出来一个“佛教汉语”，是否还要弄出一个“道教汉语”来？创造出这样的名称，恐怕难免遭人非议吧？
说什么“看清楚其间语言发展演变的轨迹”？这也是轻浮地作出了很大的推论。应该知道，译经是文白夹杂的，口语程度还不如敦煌变文高，并带有译文不可避免的生涩味道，怎么可能“看清楚其间（指六朝100年）语言发展演变的轨迹”呢？
又如，作者说：“总之，译者有意添加话题标记的倾向对此类带有明显翻译色彩的话题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主观自觉直接作用于译文，并凭借译文的广宣弘传深刻影响着汉语全民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作者在这里又作出了一个多么巨大的推论啊！佛教的流传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很大影响，也给汉语添加了不少佛教词语，对汉语的影响不小；但是这与佛经“译文的广宣弘传”无关，更谈不上“深刻影响着汉语全民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
（1）有的研究者提出：汉语的句子、名词和动词、主语和谓语等范畴都是语法化程度不高的范畴，在本质上都是具体的语用范畴。因此，讲汉语语法，“离开了语用制约就没有办法讲句法”。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把“语法”这个概念理解为“形态”的老路上去了。
（2）有的研究者试图用语法化研究涵盖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把汉语自甲骨文以来的历史变化解释为语法化的进程。而事实上，汉语语法系统的历史演变是新旧要素相互兴替的相当复杂的过程；许多变化是无法纳人语法化的框架中去的。
（3）还有不少研究，其实是把前人在传统框架内讨论得比较充分的语言事实，用语法化的名词术语重新包装一下，对汉语历史语法演变，既无材料上的新发现，也缺少深入细致的观察描写。我们必须看到，语法化理论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些大问题需要有专文来进行讨论，我没有涉及。
上面我只从一个侧面举了一两个例子，来考察最近一些年来争谈语法化成风所出现的具体问题。我看重的不是某些论著中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而是在某些场合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意识流，似乎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不谈语法化就脱离了本领域的研究主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倡的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虽然有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由刘坚先生主持申报了“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由董琨先生主持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可是实际上多年来这一重大项目却遭到了某些人的冷落，大有被边缘化的状况。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专书语法研究为基础”。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仍然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主体，需要几代人的认真努力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到那时，我们才有条件完成一部详尽、全面、科学的汉语语法史的撰写任务。
这里还想顺便提到，我上面举的用例，是从年轻人的著作中引来的，特别还有正在上学的研究生。我不是有意挑他们的错，而是因为问题实际上是出在导师和某些大讲语法化的权威人士那里。
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我是从一个刊物上看到的，觉得问题不少，经过打听，才知道是一个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心里更不是滋味，因为这篇作品的整个做法恐怕都存在问题。
一是它提出的所有“话题转移标记”都与梵汉对勘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据季羡林先生的意见，玄奘以前的译本是否出自梵文都还有待考证。
二是靠梵汉对勘和异释不可能研究汉语的语法特点和“语言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能靠英汉对勘和异译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和战争以来汉语法发展演变的轨迹吗？还有俄汉、德汉、法汉对勘和异译都可以做，但是没有听说有这样做的。其实梵汉对勘在这里不过是一个耀眼的光环罢了。
导师是学术领路人，从上面谈到的问题来看，不少方面恐怕都打上了导师的烙印；即使不是如此，学生的开题报告中有问题不指出来，还大加赞扬鼓励，帮助他出奇迅速地在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这样做，暂时确实给年轻人戴上了光环，会得到他们的好感，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怕难逃误导的干系。
至于权威刊物，不管出自什么原因，对这样的稿件怎么会看不出问题来？怎么会这样迅速把它发表出来？这不得不让人思索。
我的这些不合时宜的唠叨，希望能引起某些人的一点反思。因为这种情况对学术的发展，实在太不利了。
文章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中国语言学》2009年第2辑转载。
作者原注：本文是2007年8月14日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六属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约稿，又承陆俭明教授、蒋绍愚教授、张猛教授、邵永海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见，稍作修改，发表在这里，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年初本刊转载了郭锡良先生的《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在2002年6月28日南昌会议上宣读后不久，就率先刊登在《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迅速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冲击波。为了继续开展学术争鸣，明辨是非，发展中国语言学，本刊继续转载郭锡良先生的《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一文，希望对进一步推进汉语上古音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去年批驳了梅祖麟对王力古音学说及传统音韵学的攻击后，收到梅氏的来信。梅氏在信中承认一点错误，对两个具体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回答。本文就是对来信作出的正面答复。文章首先指出来信对两个具体问题的解释无助掩饰错误；然后论证了梅氏攻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王力的同源词研究的论点是错误的；陈述了双方对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的不同看法，指出目前汉藏语比较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分析了古音构拟中的两种方式的优劣，批评了潘悟云采用的古音体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2002年5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上看到了梅祖麟教授2001年12月8日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所作的报告《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在这个报告里，梅祖麟教授对王力先生进行无端攻击。于是我撰写了《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线日在南昌举行的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八月收到梅祖麟教授给我的信，信中他承认自己的讲话有错误，他说：“我在香港说王力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经您驳正。我承认（甲）以前没有读过《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乙）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针对我的文章，他特别作了一些解释，最后要求我在“修正稿里”回答他三个问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对梅祖麟教授这封信，我当时只回了一封短信，未回答他所提的问题，也没有“修正”自己的稿子。后来见到梅氏在香港的报告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0.2（2002）,我的文章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2.3）。现在梅祖麟教授在《语言研究》(2003.1)发表《比较方法在中国，1928∽1998》,并把他给我的信作为“附录”发表出来了，我如果再不回答，似乎不太礼貌，只得抽点时间，说说我的看法。
梅氏来信中就下面两个问题作了特别的解释：一是关于“黑、墨”的拟音和复辅音问题，二是关于以“岁”为例作藏汉语比较的问题。
关于“黑、墨”的拟音和复辅音问题，梅氏在来信中这样说：“大作……有一段是讨论我对‘黑，墨’的拟音。今呈上拙著《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1）这篇文章补正了李方桂、董同龢上古音‘黑’的拟音*hmək。（2）宣读这篇文章……的主持人是李方桂先生……（3）平常在李方桂先生面前修改他的学说，不免战战兢兢。那次我讲完后，李先生一点没有不悦，私下也没有指责我论说不当。我相信李先生是接受我的说法的。”（23页）
我为什么在上次的驳议文章中谈到“黑、墨”的拟音呢？那是因为梅氏在讲话中抓住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对这两个字的拟音，“像逮住了什么把柄似的”“数落”了王先生一顿；我于是举出了李方桂先生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来质询梅氏，为什么有过同样说法的两位学者，在梅氏那里会褒贬如此之大，一个是音韵学前进路线的代表，一个就要逐出所谓的“主流音韵学”？因此，不管李方桂先生是否接受了梅氏的修改意见，恐怕都不能拿来作为划分主流、非主流音韵学的根据，也不能拿来作为数落王先生的挡箭牌吧？我认为，梅氏这样的解释不说明什么问题。
至于梅氏在信中引用我上次文章中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上古有无复辅音，本来是古音研究中一个正常的不同意见，只许一说存在……任何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恐怕都不会这样武断。”然后列举了六位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质问我，“他们是不是‘对古音确有研究的学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了“有无复辅音”是研究中正常的不同意见，既然如此，那么各自就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主张。请问：王力先生对古有复辅音持保留态度，他们中有谁会像梅氏那样不遗馀力地攻击王力先生呢？有谁会像梅氏那样只许一说存在，不许持不同意见呢？
“古有复辅音”，恐怕并非根据赞成者比持保留意见者发表文章的人多就能算作定论。梅氏在来信中说：“拙著（良按，指《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的结论是说：*sm-＞*hm-＞中古音x-。也就是说上古汉语比较早的阶段（可能是商代或者更早），‘黑’、‘烕’的声母是*sm-，后来（大概是战国时代）变为李方桂、董同龢两位先生拟构的hm-。”正如梅氏来信所说：李、董两位先生“把‘黑’的声母拟作hm-，是根据谐声的证据”的，梅氏的文章却是“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比照藏文拟成*sm-的（这是很不可靠的，下文将分析）；文章中只说“李方桂先生给上古汉语拟构的清鼻音*hN-，更早的阶段是*sN-”（30页），信中给出了比较具体的时代“商代或者更早”和“战国时代”。我们知道，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很明确是《诗经》音系，而梅氏的*sN-复辅音是“商代或更早”的音，那么比《诗经》音系起码早了六百或千年以上，并且也不是根据谐声得出来的。如果复辅音*sm-可以跟单辅音*m-谐声，那么*h-为什么就不可以同*m-谐声呢？我们说，根据谐声是得不出*sN-复辅音结论的。梅氏信中所举的和明母互谐的晓母字，在春秋战国时代，声母不仅不可能是*sm-，恐怕也不是*hm-，而是* h-。例如：双声联绵词“恍惚”，又作“慌忽”、“慌惚”、“怳忽”。它们的上字都是晓母而不与明母相通的谐声字“恍”“慌”“怳”，只能是* h-，不可能是*hm- ；那么与明母相通的下字“惚”、“忽”应当也只能是* h-。而这个连绵词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中常用，四种写法都有。例如：《韩非子• 忠孝》：“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九歌• 湘夫人》：“慌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据《文选》本，《楚辞》作“荒忽”）《礼记••• 祭义》：“于是论其志意，以其慌惚以与神明交。”《老子》：“道之为物，惟怳惟忽。”宋玉《神女赋• 序》：“晡夕之后，精神怳忽。”有无复辅音首先就要弄清时代，现在梅氏把他的*sN-复辅音推到了“商代或更早”的时代，那么他在复辅音问题上攻击王力先生的口实就完全坍塌了。他对李方桂先生拟音的“补正”，是与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有人跟在梅氏后面说“古有复辅音是常识”，那恐怕只能说是无知妄言。
关于对“岁”的解释，梅氏在来信中说：“大作……讨论了我对‘岁*skwjats＞sjwai/藏文skyod-pa’这对同源词的论证”，接着引用了我批评他的一些尖锐的语句，却把我批评他的论据删去了。然后一则宣布“岁”的上古音是李方桂的拟音kb88，他只作了一些修改；再则描绘了李方桂对他分析汉语“岁”*skwjats和藏文skyod-pa同源的论证进行称赞的情景。于是质问我，如果读者知道李方桂先生赞成他的“同源的说法”，会怎样看待我对他的批评。我在上次驳议一文中曾指出：汉语的“岁”是三千多年前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的与天文、历法有关的文化词，而藏族到七世纪以后才有历法，藏文skyod-pa根本与天文、历法无关，是一般的生活词。二者从时间来说，也相差在两千年左右，怎么可能成为同源词呢？因此，不管是不是李先生的拟音，也不管李先生是否曾称赞过梅氏的“同源的说法”，都不能为梅氏的错误帮忙。这似乎没有多少可讨论的馀地。梅氏在来信中说：“无可讳言，我不会藏文，做汉藏比较只能翻翻字典，利用前人的著作。”（25页）这种做法是很不为张琨先生所赞同的，张先生说：“不管研究什么语言，历史比较法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但在细节上有些可能不完全适用。不过研究汉藏语的人最主要还得先在材料上下工夫，因为很多人才与发音人做了三、四个星期的调查，收集了一点词汇材料，然后就急于跟别的语言比，这样做靠不住，总得花（原记作‘化’）一两年工夫。”（232页）张先生的话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说的，却很切中目前的时弊，现在像梅氏这样靠翻词典作汉藏语比较的人并不是个别的，而且越是懂得少的人越是胆大。这样的浮夸学风是不可长的，梅氏似乎不应该带个不好的头。
这就要回到梅氏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的讲话上去了。我在上次的驳议文章中说过:“梅祖麟的讲话从同源词研究的角度,不但重点攻击了王力先生,还扫荡了从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到海峡两岸现在的不少学者……他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包括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都歪曲成笼统的‘一声之转’，都是不科学的。”（7页）然后就批评了他所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没有就他对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所作的颠覆性评论作出正面反映。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只一个人对梅氏作了回应，用事实说明了梅氏的错误，本来用不着我再来饶舌；既然梅氏揪住不放，那就只好谈点个人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历来都肯定《广雅疏证》是王念孙在训诂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乾嘉时代训诂方面成就最高的著作，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堪称乾嘉时代文字、训诂著作中的双璧。成书后就为当时的学者所推崇，两百多年来，中外学人，交口赞誉，鲜有异议。可是梅氏在他的讲话中却全盘否定了《广雅疏证》。他认为：“段玉裁、王念孙对古韵分部都有贡献”；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在校勘方面的诸多贡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记述王念孙对于经书中词句的解释，也是传世之作。”至于《广雅疏证》，虽然“王念孙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乍一看，像是个非常合乎现代语言学的想法。”“但是一旦付诸实现，就创立了‘一声之转’的同源词研究。”嘲讽这是一种“没有论证”的模式，“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1）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2）只有在‘不破师说’的文化传统中，这种论证法才会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在上次驳议文中才不得不批评梅氏的这些论断和嘲讽是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的妄言。
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人都应该知道：《广雅》是继《尔雅》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训诂书，是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近义词汇释。它把先秦、两汉经传子史、医书、字书中所出现而不见于《尔雅》的字大都收罗在内，内容繁富庞杂，可算是囊括了汉魏以上的文字训解。王念孙注疏《广雅》，一要校勘文字，正今本之讹误，补脱落，删衍文；二要援引典籍，探求《广雅》所收义训的根据；三要对各条所收字词的音义关系进行分析，有古今、地域之异，有同源、关涉之殊。由于《广雅》所收的字和训释来源都很杂，加以清代以前又无注本，正如周祖谟先生指出的：“为《广雅》作注没有足够的学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不能成功的”。（350页）王念孙经过十年努力，三易其稿，才完成这部名著。只就校勘来说，《疏证》校订原书的讹误、错乱、脱夺处就达一千三百馀条（据《疏证• 自序》）。至于在疏证词义、阐发训诂方面，更能贯串群书，援引精确，从多方面来疏通古训，指陈所注疏的字词的音义关系。《广雅》原书不到两万字，《疏证》五十万字左右，不但具体考释、疏证成绩卓著，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给后人许多启示。段玉裁在为《广雅疏证》作的《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必能知之。”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指出：“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上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201页）一古一今两位同行学者的议论，可以说是无可移易的定评。
可是梅氏既不问《广雅》是什么书，也不顾《疏证》的性质和内容，一笔抹杀《广雅疏证》在多方面的创获。轻率地把王念孙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解决多类型词语（同义词、方言词、古语词、同源词）的音义关系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一声之转”的研究同源词的模式。然后从《广雅疏证》中摘引两条，断章取义，根据自己的逻辑来指摘“一声之转”，嘲讽王念孙。梅氏说：
“下面引证《广雅疏证》两个例（良按：为省篇幅本文引用时，删版本、卷次、页码。下同）：
（2） 《方言》云：“蘴，荛，[芜]菁也（梅氏脱引‘芜’字）。陈楚之郊谓之蘴，鲁齐之郊谓之荛，关之东西谓之芜菁。”……芜者，蘴之转声也，芜之声又转而为蔓。（《释草》）
例（1）中，‘闾’属来母鱼部（*rjaɡ），‘里’属来母之部（*rjəɡ）（按：网上版本原作，‘里’属来母佳部*rjiɡ）。例（2）中，‘蘴’属滂母中部（*phjənɡw），‘芜’属明母鱼部（*mjag），‘蔓’属明母元部（*man）。
读了《广雅疏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闾’‘里’是同源词，为什么‘蘴’‘芜’‘蔓’是同源词。更不知道*phjənɡw →*mjaɡ→ * man这种‘一声之转’是神话还是语文学。”
陈新雄教授的《质疑》和华学诚等的《商榷》都对此作出了回应，指出王念孙不是“没有论证”，而是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论证了“闾”“里”之间和“蘴”“芜”“蔓”之间的意义相通，也指出了“闾”“里”古韵鱼部和之部相通是常例。我这里想补充的是：要明白王念孙并没有说它们是同源词，他只肯定了两例中提到的词不但意义相通，声音也是相通的，即贯彻了以声音来求语义的原则。同源词是后起的概念，我们不能强加给两百年前的王念孙；他的因声求义实践包括了后代的同源词，也孕育着后代的同源词研究。“闾”“里”义近，声音也相通，是近义词；“蘴”“芜菁”“蔓菁”是同一种草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是方言词，王念孙认为“蘴”“芜”“蔓”在声音上也有通转关系。这里不见得王念孙就真的错了。“蘴”不是明母，但是它同“芜”“蔓”都是唇音，在方言中并不能断定它们就不能相通。下面我们举几个现代方言的例子来看：
三个古明母字在现代方言中不是也还有念唇音b、p的吗？请问梅氏，你凭什么断定王念孙错了，可以嘲笑他的分析“是神话还是语文学”呢？“一声之转”是古人探讨汉语音义关系的用语之一，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还用了许多类似的用语，真正认真读过《广雅疏证》的人，无不肯定王念孙在讨论音义关系时是相当谨慎的。当然《疏证》并不是全无疏漏，但是那只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白璧微瑕。后来某些人滥用通转，随意比附，才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梅氏为什么会作出与众完全不同的评论呢？他在讲话的第一个注释中说：“写作期间，郭必之给我讲解《广雅疏证》”；是否说明他并没有认真读过《广雅疏证》，只凭别人有限的讲解，就敢推倒两百年来学术界的公论。这未免胆子太大，学风过于轻浮了吧？
至于从《广雅疏证》生发开去，重点攻击王力先生，横扫“章黄学派”的“徒子徒孙”“旁支别流”，把王力先生、邢公畹先生等的同源词研究一概归之为经梅氏歪曲过的“一声之转”的研究方法。我在上次驳议的文章中用了五、六百字批驳了梅氏对王先生有关“荒”“薉（秽）”同源的嘲讽，严正指出：王先生的同源词研究“用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声韵分析方法，决不是什么笼统的‘一声之转’。我们不知道梅氏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作文章，是真的没有理解王先生《同源字典》的体例，还是一定要按他的主张来认定同源词？”梅氏没有回答我的质疑，再次发出“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的追问；这是不是说明，梅氏要坚持认为王先生就是“章黄学派”的“旁支别流”，王力研究同源词的方法就是清人的“一声之转”？那么梅氏可以拿出理据，摆出事实，对我上次的质疑进行反批评，只要在理，自当受教。不从正面驳议，避实就虚的做法，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吗？
至于王力先生是不是如他所攻击的，是只懂得“一声之转”的 “章黄学派”的“旁支别流”呢？我们也不得不同梅氏辩个明白。王力先生在《王力文集• 序》中说：“我二十六岁开始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当时是1926年，我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赵元任先生教我们音韵学，我从此对语言学感兴趣。……1927年冬，我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同时听房特里耶斯（Vendryes）教授讲普通语言学。我的博士论文是《博白方音实验录》……1932年秋回国，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音韵学概要和普通语言学。”王力先生的这段自述，说明他是语言学科班出身，先后受教于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和房特里耶斯。他在法国接受了最新出现的房特里耶斯的语言学理论，对当时已成为语言学高潮馀波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自然也是很熟悉的，从回国还教过普通语言学也足以说明。到了四十年代，王先生写《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他不但吸收了叶斯佩森（Jespersen）和房特里耶斯的语言理论，也还吸收了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语言理论。这说明王先生是密切关心世界语言学的新成果、新理论方法的。五十年代他写《汉语史稿》，就专门谈到了历史比较法，六十年代发表过专谈古韵拟测的文章《先秦古韵拟测问题》。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恐怕不是梅氏的几篇文章就能抹杀的。
再谈王先生的同源词研究，这与梅氏弄的同源词也不是一回事。梅氏弄的是汉藏语同源词，即不同语言来源于共同祖语同一个词发展至今的不同形式；王先生研究的同源词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语言内部由于词义造词、音变造词而形成的音义相近的同族词。请问梅氏：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同王先生的《同源字典》所采取的理论方法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为了编写一部谨严的《同源字典》，我必须严格地坚持两个原则：（一）同源字必须是双声兼叠韵的；（二）同源字必须有训诂的根据。”同时还从刘熙的《释名》讲起，谈到宋代的右文说、章炳麟的《文始》，论其得失，也批评了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说：“它的性质近似于章氏的《文始》，所不同者是没有原始字。高氏这篇文章的缺点也是音韵通转太宽，以致凭空臆测，所得的结论与章氏《文始》大不相同，但同样是可靠性不大。”（112页）王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滥用“一声之转”的现象。他在《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中指出：王念孙的“就古音以求古义”的主张是合理的，“把这个原则推广到‘声近义通’……就变成牵强附会了。”并说：“王氏父子已经有一些穿凿附会的地方，后人变本加厉，片面地强调‘声近义通’，主观臆断，无所不用其极。”（71页）在《语言学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中也说：“中国小学界的现状是怎么样的？趁着一般人视音韵之学为玄妙，就拿‘双声’，‘叠韵’，‘对转’，‘旁转’，‘一声之转’来证明一种很靠不住的学问。”（31页）我不知道梅氏读了王先生的这些话会有什么反应，在我看来，只要是真正相信真理的学者，应该是有所反思的。我们固然不要迷信前人，但是也不可盲目迷信自己。梅氏抓住“一声之转”从王念孙批到章黄学派，再批到王力先生，说了许多不符事实的话，这比说王力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是更大胆的妄言。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杜甫的“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时代虽然变了，人情和哲理却是依旧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上次驳议的文章中表示过我的意见。我引用了张琨先生有关进行汉藏语比较研究的主张后，说道：“梅祖麟所鼓吹的似乎都与张先生的主张很不相容，我们当然完全同意张琨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汉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把本族语研究好，然后才谈得上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接着我指出了汉藏语并没有“从语言内部证实其语言系属。汉语和藏语即使确实同源，分开也已经五、六千年，”情况复杂，比较研究远比印欧语困难得多，“正如李方桂先生指出的：‘这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9页）因此我在回答梅氏的信中说，对这个问题在答辩文章中，“我的观点大致已经说了，也无意再说什么。”从上面的概括复述中，不难看出我对“怎样做汉藏比较”持什么样的观点。可是梅氏不愿意就此罢休，我也只得再申述一遍，说得更直白、详尽一些。
讨论汉藏语比较，不能不谈到历史比较法。梅氏的《比较方法在中国，1928∽1998》是他把旧作《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经过“改写”重新发表在《语言研究》上的。在这里他是以权威的姿态、带着很大的偏见、用西方眼光来总结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的。他几乎无视半个世纪以来大陆语言学的成绩，即使偶尔提到大陆学者的成果，也要加以贬低。比如他肯定周祖谟先生对《切韵》性质的研究，却要给周先生戴上“语文学家”的帽子（言下之意，当然是够不上“语言学家”）；而把他自己摆在“新历史语言学在中国的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几个语言学家之中，与董同龢先生、张琨先生平起平坐（22页）。梅氏在文章中还提出，二十世纪在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三项新的方法和理论：“（1）描写语言学，（2）结构主义，（3）比较研究，包括比较构拟。”不过，我只好不客气地指出，这概括未必全面，而且这些并非只有梅氏才掌握了的。在中国大陆对这些方法和理论比梅氏懂得多的，大有人在，就是被梅氏视作“语文学家”的周祖谟先生，我也敢肯定一定比梅氏懂得多。周先生的入室弟子鲁国尧教授最近发表的《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就比梅氏谈的深入得多。
至于王力先生，更在《汉语史稿》中专门谈到了历史比较法。他说：“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是从历史比较法开始的。历史比较法开始于十九世纪初期，最初叫做比较语法（包括语音）。所谓比较，是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加以比较的研究。当然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们是亲属的语言；但是，语音和语义的配合在最初既然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如果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一些音近义同的词就是值得注意的。个别的地方相近或相同应该说是偶然的，如果系统地找出对应的规律来，那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24页）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历史比较法的大要，论述了研究汉语史采用历史比较法的必要性并涉及到历史比较法的缺点。A.梅耶（Antoine Meillet）说：“比较方法只能得出一种相近的系统，可以作为建立一个语系的历史的基础，而不能得出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又说：“构拟并不能得出人们说过的那种真正的拉丁语；任何构拟都不能得出曾经说过的‘共同语’。”（14页）可是潘悟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自序》中说：“自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仅其研究是以复原有声语言为目标（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是通过活的方言和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来进行构拟工作。”（1页）梅氏不但看不出这是知识性错误，还推许潘悟云的这本书为当代中国主流音韵学的代表作。可见梅氏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了解，与王力先生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怎样做汉藏语比较呢？我们同梅氏确有几点原则分歧：（一）在我们看来，必须对比较的语言都相当熟悉才能做汉藏语比较；而在梅氏那里，只要会国际音标，有一点语言学知识，靠“翻翻字典，利用前人的著作”，就可以做汉藏语比较。（二）我们同意张琨先生的意见，要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进行汉藏语的比较研究，首先就要把各个语言、语支、语族搞清楚，把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的原始形式都拟出来，才能找出语音对应规律，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而在梅氏那里，只要从字典里找出汉语和藏语的一对词，两者音、义都相近，就可以进行比较，就可以认定二者同源。（三）我们认为，直到现在汉藏语比较研究还没有作出满意的成绩，能吸收进汉语古音研究中的资料并不太多，这同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作出论断时的情况变化并不太大；而在梅氏他们那里，则认为汉藏语比较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古音研究用不用汉藏语比较资料，已经是划分主流和非主流的分界线。（四）我们认为，“汉藏语系”还只是一种假说，缺乏充分的证据，尚有证实的必要；而在梅氏他们那里则认为，汉藏诸语言是一个语系，这已经是常识。
前两点不只是方法的分歧，也是学风的迥异。梅氏承认“我不会藏文，做汉藏比较只能翻翻字典”（25页），从字典里去找汉、藏两种语言音义都近、能够配对的词，一旦发现就算找到了同源词。这样的做法，是我们绝对难以苟同的。可是有些自命能与国际接轨的新派人物，却依葫芦画瓢，承继了这种衣钵，在自己的著作中靠翻字典就引用多种汉藏语同汉语比较的资料，还拿来炫耀自己的渊博。我在上次的驳议中已经引述了张琨先生的有关论述批评了梅氏，这里再引李方桂先生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自述，进一步来明辨是非。李先生在《汉语研究的方向》中说：“我个人自从1930年到1970年左右，四十年的工夫我没有作中国音韵学的东西，一直都专门在作泰语的研究。……我在这四十年之中，对于泰语这方面比较的研究，曾经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但是对于泰语跟汉语的关系的论文却一篇也没有写过，这就表示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没有信心。”（238页）一个既有国学根基、又对泰语作了四十年研究的大学者，对做汉泰语比较还“非常没有信心”；可是梅氏和某些新派“主流”，凭着翻查字典的本事，却很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是不是学问越少“雄心”“信心”反而越大呢？
就我粗浅的考察看，这些年来某些研究汉藏语同源的文章中存在三种可议之处，我把它叫做“三隔”，即三种难以说通的隔阂。
一是“音隔”，语音上有隔阂，即从古音上说不通。例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中的用例：
引例中第一项是汉语字词，第二项是藏语的音，第三项藏音后的小字是藏语词义。例一是认为汉语的“壩” 与藏语的“raɡs堤坝”是同源词。潘悟云用它来作为汉语上古去声有*-s尾的证据。这里的问题很多，我们先只从古音说不通这一点来讨论。先不管去声来自*-s尾的说法是否能成立。我们从声韵谈起，“壩”是二等字，可以有个-r-，可是它的声母是帮母，跑到哪里去了呢？汉语“壩”的上古音与藏语的音对得上吗？这就是音隔。如果说是掉了，怎么掉的？再说去声来自*-s尾，早已被许多学者从多方面批评透彻，我在上次的驳议文章中也引过丁邦新教授的文章，丁文有力地论证了声调源于韵尾说不能成立。潘悟云对丁文采取了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做法。这是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吗？这里姑且不去多费笔墨。说有*-s尾，也是一种音隔，形成双重音隔。其实“壩”是后起字，始见于《集韵》，怎么可能有*-s尾呢？怎么会与藏语有同源关系呢？例二，汉语“武”是明母鱼部，依哪一家的拟音都不是复辅音，没有声母d-(包拟古将“武”拟作*ma:k),这也是音隔。潘悟云是引来作“汉语上声字对应藏文的-ɡ”的。上面已经说过，声调源于韵尾说不能成立，不过可以由主张阴声韵有浊辅音韵尾来解释。可以不算双重音隔。“武”和“军队”意义上也是勉强配上的，属于下面要说的“义隔”。例三，汉语“田”是定母、真部，据潘悟云说：“传统脂质真在藏文中的同源词，有些是*-i、*-ig、。”（217页）我们姑且承认他的假设，但是定母怎么变成了l-，-s尾又是怎么来的？这也是双重音隔。
这里需要申明，我们在这里还不是按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来谈音隔，而是就这些“做汉藏语比较”的人自己主张的古音系统来考察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进一步要求，语言的历史比较在语音方面是要求语音的规律对应，而不是单个词的声韵相同或相近。相同相近者未必同源，迥异者却未必不同源。在现有的汉藏语比较研究中恐怕还找不到符合这个要求的成功例证。
二是“义隔”，意义上有隔阂，比较的两个词意义上有差别，不易相通，拐弯抹角，勉强凑合上。比如：上次批评的梅氏的汉语的“岁”与藏语的 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 同源的说法，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上文说到梅氏比照藏文把汉语“黑”拟成*sm-，很不可靠，问题也出在义隔。梅氏在《上古汉语*sm-前缀的构词功用》中说：“换言之，‘黑’是*sm-。藏文smag‘黑，黑暗’……和汉语‘黑’字同源，可证*sm-＞*hm-＞x-。”（30页）包拟古拿藏文smag同汉语“黑”比较时，smag的藏义注作“暗的，黑暗”。包拟古是对的，梅氏加注“黑”是错误的。其实这个藏文的意义相当于古汉语的“暗”，汉语的“黑”原指黑色，汉代以后才引申出“黑暗（昏暗无光）”的意思。陈保亚教授告诉我：“‘黑’的藏文是nagpo，藏语核心词‘黑’是n声母，在藏语几大方言中都是n声母。缅文也是，缅语也是。”藏缅语的“黑”声母根本不是m-，而是n-，不用藏缅语的同义词“黑”与汉语的“黑”比较，是音对不上，属于音隔；改用义为“暗的，黑暗”的smag来比较，从音的方面有了说法，可是又掉进了义隔的泥坑。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就叫做“拉郎配”。
例一，在汉语里无论古今，“坝”和“堤”并不是一回事，汉语“坞”本是小城堡，更同“坝”“堤”扯不上关系。包拟古把它们认做同源词，显然是“义隔”（上面提到潘悟云是把这个藏语词同汉语的“坝”作比较，那是“音隔”）。“坞”最早见于居延汉简，和“坝”一样也是后起的事物、后起的字词。都不可能构成汉藏同源。例二，藏语的“稻草”和汉语的“髮”拉到了一起，无非是音相似，“头发”不理或许跟杂草、稻草也有些形似。可是汉藏分开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藏两族的先民就有“稻”的概念吗？例三，包拟古解释说：“最后一个对应例在词义上好像是没问题的：‘蜘蛛’和‘蚕’，最初一定是‘捆缚者，织网或茧者’的意思，从动词‘捆缚’派生而来。”这种推想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我们的古人还不至于“蚕”和“蜘蛛”都分不清楚；养蚕在中国是很古的，传说黄帝元妃嫘祖就教民养蚕，不过当汉族和藏族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分开的时候，是否就懂得养蚕，恐怕还有待考证。意义是很难掌握的，有很大的任人联想的空间，这就是王先生强调研究同源词“必须有训诂的根据”、批评高本汉“凭空臆测”的原因。现在有的做汉藏语比较的人，在这方面比高本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三是“类隔”，在汉藏比较中，同源词和借词是很难划分清楚的，两者是不同的类，把借词算做同源词，我们就把它叫做“类隔”。我在上次的驳议文章中引过张琨先生的话：“我从前写过‘针’‘铁’等字的文章，这可以找出几个对应的字，可以找出一套。可是呢，这两个字可能是早期的文化借字。”（231页）张先生是对的，新石器时代怎么会知道几千年以后才发现的铁呢？把这些后起的词当作同源词，就是归错了类，是“类隔”。再举《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用例：
例一，“银”和铁一样，是殷商以后才有的事物，直至秦汉仍多称白金。汉语、藏语、独龙语成为关系词，应是借贷关系。例二，汉语“楼”原是指用木头搭成供了望的高架，战国末年才有供居住的“重楼”。例三，“栋”和“梁”非一物，而且“梁”本指木桥，引申为屋梁；它们是房屋建筑发展到相当高程度以后才会出现的文化词语。如果原始社会古人曾长期巢居或穴居，汉族和藏族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分开的时候，不可能出现这种科技词语。例四，“村庄/村落”和“巷/弄”意义上有城乡之别，属于“义隔”，这里不去讨论。我们这里只想指出：“巷”是街市出现以后的词，“弄”本义为玩弄，用作“里弄”义更是六朝以后的事，怎么可能是汉藏同源词呢？语言是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语言比较研究，如果古汉语知识欠缺，又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不联系社会发展来考虑问题，不闹笑话才怪哩！
以上批评都只是举例，也许容易给人留下狡辩的余地；这里不妨再举出两位学者对相同语言资料所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明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闻宥先生在《“台”语与汉语》中比较了142组“基本的、具体的”词和十二个数词（个位数和“百、千”）之后说：“目前可以确信为台汉同源的字，只有第67‘鸡’一个。此外第35‘血’字也有同源的可能。其馀台汉相近的字，不是偶合，便是互借。再不然，便是有更远更复杂的渊源。三者之中，大约以第二类占大多数。”（121页）而最近郑张尚芳在他的《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依我们分析142词中有108条是同源的。”并列举了“脸hna对腮*snww，眼ra对矑*raa，頬kem对脸，耳对颐*lw，嘴pak对辅……天wa对宇……鸭pit对匹*phid，鱼pla对鲋*pa（据庄子音义）,鸟nuk/rok，当据拉珈mlok、侗语mok对鹜……”(8页)等等。这就是说，郑张确定的同源词，在闻宥先生那里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不被认可的。差别如此巨大是如何造成的呢？谁是谁非呢？一般都应该是后出转精的，可惜学术史上并非绝对如此。波澜起伏总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首先，我们看到，郑张是把配对的词大都作了调换，比如上举各例，在闻宥先生那里是“脸对脸”、“眼对目”、“颊对颊”、“耳对耳”、“嘴对口”、“天对天”、“鸭对鹜”、“鱼对鱼”。闻宥先生特别强调了选择配对词的代表性，批评了马伯乐（H.Maspero）、西门华德（W.Simon）等，闻先生说：“他们不是在同义字之中选择可以代表这个语言的字，而是选择比较的时候适合自己所需要的字。”（84页）郑张正是采取了闻宥先生所批评的那种态。